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提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新基建成为广受国内甚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热词。时值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全球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关口，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给新基建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新基建引起全社会普遍的关注，上至地方政府，下至产业界和资本市场都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全社会对新基建充满期待，期待新基建能够成为有效带动经济发展的龙头的同时，也希望新基建能够给各行各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遇。那么，新基建到底新在哪里？新基建又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和疫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在短缺经济时代，煤电油运等基础设施是长期制约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想富，先修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了5G基建、特高压、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等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对比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基础设施，可以发现新基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新特点。第一，新基建服务的产业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传统基础设施主要服务于传统的工业和制造业。新基建服务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相比传统基建，新基建更加注重数字化、智能化等硬核科技。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正逐步进入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第二，与传统基础设施偏重关注产业和供给端不同，新基建在关注供给端的同时还专注高科技的转化和在消费领域中的应用。例如充电桩的建设就是为了更好的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应用。

　　虽然此次中央再提加快新基建无疑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背景的一剂良药，但显然新基建的定位并非仅仅是扩内需这么简单。再提加快新基建显然是要通过新基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有机结合。

　　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单靠传统基础设施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G通讯和某些互联网技术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技术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下游应用规模越大，上游技术研发的成本越低，风险越小。而新基建中所涉及的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正是联系数字经济中的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场景应用的中间环节。

　　另一方面，5G和互联网科技也是全球技术和商业竞争的前沿领域。应用场景的开发、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相关领域技术的突破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哪个国家率先推出5G时代成熟稳定的数字经济模式，就可以在未来技术和商业标准的制定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多的利益。各国竞相发展的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领域，虽然已经进行了成功的小规模实验，但是没有广泛覆盖的5G通讯网络的支撑，很难进行进一步商用化的探索。据媒体报道，仅就5G网络建设来说，不仅可以直接和间接带动数十万亿元的经济总产出，还能为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下，新基建加速推进成为必然。毋庸置疑，新基建将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存在几个方面的区别。

　　首先，传统基建项目侧重拉动部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出和投资，对经济的供给能力改善较强，但是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弱。随着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本存量的增加，其边际回报率也出现相应的下降。这大大削弱了传统基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效应。与投资相比，近年来消费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方面的作用正逐步提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持续增长动力来源。相比而言，新基建在扩大消费能力方面比传统基建项目能力更强，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可持续性也更好。

　　其次，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在技术方面更具规模效应和自然垄断性质。类似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不必在全国各地分散建设，仅需在特定的中心城市建设就可以满足全国的大规模需求。同时，建设某些新型基础设施也超出了部分地区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本能力。新型基础设施对各地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所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及其应用方面，而不是体现在对各地的投资拉动方面。这也决定了国家不会在各地进行“撒胡椒面式”的新基建投资。

　　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以5G、大数据和无人服务等为代表的数字服务经济在助力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但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建设上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距离人们的期待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这需要中央和地方因地制宜，加大在新基建方面的建设力度。随着时间推移，新基建会在各地有更多更好的表现和应用，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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