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央多次提及之后，“新基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资本市场以及各大证券公司更是视之为宏观经济疲软大背景下的一颗“救命稻草”。这当然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对于新经济、新动能而言，还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理解“新基建”，首先要知道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目前来看，主要是三种不同范畴的定义。

　　狭义的“新基建”主要就是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这也是2018年底以来中央历次重要会议明确宣示的范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两者结合起来，狭义的“新基建”应该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

　　关于“新基建”，所谓“新义”的理解指的是体现创新、绿色等新发展理念的科技型基础设施建设。最典型的是就是下图中央视提出的“七大领域”，也广为媒体传播。

　　这一定义不仅包含了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关乎数字经济的部分，而且又加入了特高压、高铁、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广义的“新基建”主要是中国信通院等研究机构提出的，而且按照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方式进一步分为“数字基础设施化”和“基础设施数字化”。这一定义既包括云、管、边、端等数字经济底层基础，也包含了铁公基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

　　一言以蔽之，最准确的理解是“狭义”，但是“新义”和“广义”定义中包含的更多的部分也在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考虑之内。下文中的讨论主要基于狭义的理解，因为这是中央会议明确了的。至于各路专家媒体出于某种目的愿意将更多内容纳入“新基建”，乃是各取所需，不妨姑妄听之。

　　证券公司都在强调“新基建”对稳投资、稳增长的所谓“巨大”作用。事实上，从不同角度来看，新基建对宏观经济而言尚不足以起到大幅拉动的效果。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2个已经公布投资计划的省市自治区，累计公布了约47万亿的投资金额，与2019年31个省市的计划投资金额大致相当。但是这其中真正强调“新基建”的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而且，在这几十万亿的投资计划中，新基建所占的分额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出台，一方面经济高增速得到持续，但另一方面全社会总体债务率（杠杆率）开始不断上升，累积了较大的潜在风险。所以近几年三大的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就是稳住杠杆率水平，同时对房地产、金融等行业进行了整顿。

　　在这种大背景下，尽管可以适度提高赤字率，但是大规模举债的空间不大，货币政策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那一次“大水漫灌”的力度。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意义重大，但是对GDP的拉动作用则未必明显。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对线下活动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尽管数字经济规模发展很快，其中不仅有对线下的替代新利体育，也有很多新增部分。但是它毕竟不像前几次工业革命对纯新增投资的大规模拉动那样显著，其“创造性破坏”的意味更加浓厚。

　　二是数字经济大规模提升了社会总福利、尤其是消费者剩余，但是很多不体现在GDP上。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多了，一个共同认识是：GDP难以反映数字经济的贡献，应该有更好的宏观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贡献。我称之为数字经济的“GDP悖论”。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今年刚刚发布的研究报告《如何测度数字经济价值？》指出，“数字产品通常对用户免费，因此他们对福祉的贡献被排除在GDP之外。但是，除了GDP数据以外，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数字革命带来的实际好处。”

　　美国各界对5G的重视程度极高，视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环节，因此华为才会被多次限制、制裁。哈德逊研究所已经发布了多篇报告，强调“美国需要赢得5G主导权”。5G基建的加快推近对华为解困乃至我国未来科技能力提升将发挥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角色已经逐步从过去的投资方变为投资动员方，这次在新基建中也许更多的是需求方。

　　1、“新基建”核心在于增强数据存储、传输和计算能力，既是“补短板”又具有“前瞻性”

　　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网络速度限制，一些新业态发展受阻，需要“补短板”；另一方面，前期的疫情促进了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数字化大培训”，如果再加上新的基础设施，会催生更多的市场需求基建。

　　随着网速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目前的业态和业务模式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消费互联网领域可能迎来“二次升级”。比如新型手机或终端，结合VR、AR的新型游戏，数字内容领域也可能出现5G时代的“新抖音”。走向产业互联网的新契机已经来临。5G对工业互联网的意义不言而喻，工业专网、网络切片、生产控制、智能决策等应用可能逐步爆发。还有一个新的“风口”可以称之为“治理互联网”。在疫情的冲击下，政府和社会有效治理的问题再次引起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对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得到广泛认可。接下来“智慧治理”可能成为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方向。

　　无人驾驶的进展一直局限在“车”，“路”的配合不够。新基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车路协同”，再加上充电桩建设，无人驾驶、新能源、网约车的一体化应用机会可能出现。

　　工信部曾经设想过“西数东送”战略，云计算中心建在气候优势明显、能源价格较低的中西部，将数据输送到应用市场较大的东部发达地区。但受限于网络等因素，这一目的未能实现，很多西部数据中心变成了“灾备中心”。随着新基建的推进，固定和无线宽带网络速度应该会有大幅提升、时延会明显降低。再加上未来可能部署在东部的大量边缘计算中心，中西部数据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可能会进一步提升。

　　随着数据存储量、传输量的不断增加，安全问题可能不是线性增加而是指数增加。尽管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加以管理，但是技术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6、数据治理规则会同步推进，包容创新、发展硬道理的原则如不能体现，将事倍功半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逼近要靠“新基建”的硬件，也要靠数据治理的“软件”加以配合，否则事倍功半。目前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稳增长需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二是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巨大作用成为共识。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并积极推进包容性治理。

　　7、新发展意味着新挑战者可能出现，大企业要有“二次创业”精神才能不被颠覆

　　年初去世的哈佛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大师克里斯藤森毕生都在思考：为什么一些大型龙头企业会被颠覆？在新基建可能引发数字经济新发展阶段来临之际，互联网龙头企业都应该对未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所警惕，也许，颠覆者就在未来几年产生。新利体育新利体育新利体育新利体育